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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吴国干

 

 “匡庐奇秀甲天下”。此类古人对庐山的赞美之词,屡屡见诸导游读物上,或出自庐山归来者之口,看之听之,令人心醉。于是笔者就有了一个心愿:一定要上庐山看看,一定要亲自领略庐山那迷人的风光。

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历史文化名山,政治名山

庐山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有着极深的历史文化底蕴,被称为文化名山、教育名山、宗教名山。据查,2000多年来,先后有1500余位文坛巨子登临庐山,进行了杰出的文化艺术创作,留下4000余首诗词歌赋及大量艺术珍品,使庐山成为中国田园诗的诞生地、中国山水诗的策源地、中国山水画的发祥地。山上别墅集欧美俄日等18种建筑风格,被称为“万国名山”;藏传佛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六大教派共存一山。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成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庐山更是一座政治名山。一谈起庐山,人们自然会想到毛泽东同志三上庐山,以及1959年、1961年和1970年中共中央在此召开过的三次重要会议。1996年庐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地。然而作为政治名山,则还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写庐山不能不写蒋介石。可以说,庐山浓缩了蒋家王朝的兴衰史。从1932年起,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围剿江西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把庐山变成了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此后,庐山盖上了“夏都”的披风,蒋介石在庐山别墅运作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构,庐山至此成为政治山。从1926年12月第一次登庐山,到1948年9月最后离开庐山的二十多年中,蒋介石在庐山进行了背叛大革命、组织围剿革命根据地、举办旨在提高参加反共围剿的国民党军官素质的庐山军官训练团、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等重大活动。庐山深刻记录了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真实面目。

历史是曲折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对内打内战,组织“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这种违背民族大义的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对。到了1935年日本进一步侵犯华北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不断尖锐,已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由于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战情绪的压力,由于日本的侵略触犯了英美国家在华的利益,加剧了他们争夺中国的矛盾;也由于蒋介石想利用苏联对日本进行牵制等等原因,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变化。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时候,国共两党有可能再度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庐山记录了这段时间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其复杂曲折的转变过程。“西安事变”前后和“芦沟桥事变”前后,庐山发生了三件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事。

国共再次合作第三次正式谈判在庐山举行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就再次合作进行了六次正式谈判。第一次是1937年2、3月的西安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后的数量和红军的独立性问题,由于双方意见差距甚大,谈判没有什么结果。第二次1937年3月下旬至4月初的杭州谈判。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周恩来再次表示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向蒋介石提出了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而蒋避而不谈细节问题,只是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要同共产党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要求周恩来起草一个纲领。周回延安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并建议成立一个包括两党在内的民族联盟。

第三次国共正式谈判是1937年5月下旬至6月初,周恩来与林伯渠携带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十三个问题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冲在庐山谈判。蒋介石推翻了杭州谈判时亲口许下的诺言,撇开周恩来带来的纲领不谈,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企图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蒋指定国民党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关于军队问题,由南京政府发给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可容纳4万5千人。三个师之上不设立总指挥部和总指挥官,只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部队。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洋。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官员。周恩来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这次谈判虽未取得进展,但作为整个谈判的一个过程,它的作用不能低估。它表明了我党的合作诚意和严正立场,以及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的态度,同时也进一步摸清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为下次谈判创造了条件。

见证国共合作第四次正式谈判

“七七”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次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中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时决定派周思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代表团,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以便促成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7月中旬,中共代表团抵庐山,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第四次正式谈判(又称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共竭力促进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向各方面表示真诚拥护蒋介石抗日,并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这次谈判,中共一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表示了真诚合作的意向,另一方面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也表明了中共的强硬态度,对于“逼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如: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为主席,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不反对蒋介石有关同盟会的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建立联系的设想,但强调同盟会不得干涉两党的内部事务,同盟会的决定两党必须执行;违背共同纲领的,两党任何一方均可拒绝等。在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上,中共明确提出了三大纲领和四项主张。在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问题上,确定其基本内容是: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解放;对内实施宪政,保障民主自由,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民生幸福。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强调必须设立指挥部,不管是以军事名义或政治名义均可。但朱德必须任总指挥或政治部主任,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不离开红军。特别强调,希望国民党尽快发表红军改编的名称、番号,如拖延不决,中共将自行宣布改编。在边区改制问题上,同意国民政府来人任正职,但如拖延不决,中共将于1937年7月在边区举行民主选举等等。这些斗争措施和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对于逼蒋抗日,对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比如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也知道,如果再不让步,红军即自行改编奔赴抗日前线,于是,不得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意见。这是中共在斗争策略上的胜利。

蒋介石庐山谈话

1937年7月17日,也就是“芦沟桥事变”之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动员抗战的讲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他说:“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仿徨不定,妄想偷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极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他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3日,毛泽东说,蒋介石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25日毛泽东又指出:“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步伐。由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改变了对抗日问题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从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承认了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两党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两次庐山谈判和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之后,国共双方又在南京分别进行了两次正式谈判,最终在红军改编和《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问题上达成协议。1937年9月21日,蒋介石同意发表《宣言》。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这次谈话指出:“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认为“中国民族即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持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抵暴敌,挽救危亡”。国共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经预言:“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影响,将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抚今追昔,令人思绪万千。如今的庐山,依然是那么秀丽,那么险峻。但我又觉得,庐山象一位饱经苍桑的历史老人,她所见证的那么多平平常常、轰轰烈烈、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给后来人回味和借鉴,引人思考和探索。

 

(作者工作单位:海南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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