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希腊的史学
《伊里亚特》与《奥德赛》
西方的史学导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
来的。史诗还不能说是历史著作，却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希腊人为了与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北角的特洛伊
人争夺爱琴海地区的商业霸权，兴兵围攻特洛伊城。通过十年的苦战，最后
终于摧毁了特洛伊人的势力。对于那一次战争的胜利，希腊人永志不忘。后
来有些民间艺人，手弹竖琴，口吟歌词，在“国王”（“巴赛勒斯”）的宫
廷中或群众集会上叙述希腊人在那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事迹。相传在公元
前九世纪盲诗人荷马（Homer）把这些歌词编删为两部史诗：一为《伊里亚特》，
一为《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决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们是古代的民歌，在
许多世纪中由人民的歌手口舌相传，经过许多增益和修改，大约到公元前六
世纪中期才用文字写下来。“荷马史诗”中充满着神话和文学的渲染，然而
从那里面，也可以想见到公元前十二世纪至九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爱奥尼亚的“纪事”
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都所建立的殖民地爱奥尼亚（Ionia），
因为地当海陆交通的要冲便于吸收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赫梯、波斯的
古文明，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时发展为“希腊世界”中最先进的地区，经济
繁荣，文化发达。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开山祖、被称为“七贤”之首的泰勒斯
（Thales，约公元前 640—548 年），就诞生在爱奥尼亚的米利都（Miletus）
城。爱奥尼亚是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的摇篮，在这里也产生了希腊的史学。
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后半期，爱奥尼亚出现了许多用散文来写作的“纪事
家”（Logographers）。在当时，“纪事”（Logoi）已经成了一个专门术语，
都是指一种有事实根据的报道，不同于神话或史诗。“纪事家”所写的题材
范围很广，他们或者是把口舌相传的故事记载下来，或者是用古人的事迹来
进行道德教育，或者是把自己在异邦绝域的见闻写成游记，或者是根据口碑
和文献资料来编写历史。他们是有闻必录，还说不上有什么严格的史学方法。
然而，他们似乎也有一种确定的倾向，那就是竭力要使自己的记载与事实相
符。后来，这种求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
传统。
希罗多德与《历史》
公元前 492 年至 479 年，希腊人与波斯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生死存亡的大
搏斗，那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希波战争”。希波战争的事迹，是由大历史家
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下来的。
希罗多德约于公元前 484 年生于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城邦哈利卡纳
苏斯（Halicarnasus），其家族在本城颇有声望。希波战争结束时，希罗多
德年仅五岁，不可能对那次战争有什么直接的印象。然而后来，他却从口碑
传说中以及那些爱奥尼亚“纪事家”的著作中，得知那次战争的经过。希罗
多德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两
河流域、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他每到一地，总
是访寻历史遗迹，搜罗天下放矢旧闻，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公元前 447
年，希罗多德以外籍客民的身份来到雅典，在这里居留了一个时期，与伯里
克利、苏福克利等名人交谊甚笃，对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赞扬不遗余力。公
元前 444 年左右，希罗多德随着雅典的移民队移往意大利南端的殖民据点图
里邑，后来就在那里以著述终老，约于公元前 424 年逝世。
希罗多德所著的书，题为《历史》。但因此书系以描述希波战争为中心
内容，所以也叫做《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著书的目的如何呢？他一开头
就说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
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
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
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
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①
实际上，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可分为两大部分。从第一卷至第五卷
第二十七节为前半部，是泛论波斯帝国的扩张以及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
西徐亚等地的情况；第五卷第二十八节是个转折点，这以下为后半部，专门
叙述希、波战争的经过。在前半部中，希罗多德还保留着某些爱奥尼亚“纪
事家”的特色，往往失于轻信，所写的多为道听途说，不一定可靠，甚至是
荒诞不经的。而在后半部中，希罗多德则表现了力求真实的精神，其所记载
的大都是事实。希罗多德本身是有发展的，他从一个轻信传说的“纪事家”
发展成一个高度负责的历史学家。
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最初约在公元前 430 年问世，比我国孔子所著
的《春秋》要迟四、五十年，但却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
所以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洛（Cicero）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以后这
个美名一直在西方沿用了下来。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公元前 431—404 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
撒同盟为了争夺在希腊的霸权，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七年恶仗，这便是历史上
所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的事迹，绝大部分是赖有大历史家修
昔底德（Thucydides）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
修昔底德约于公元前 460 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早年曾受过良
好的教育。当时正是雅典文化上的全盛时期，伯里克利的政治演说，爱斯契
留士、幼里比德、苏福克利等人的戏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诡辩学派的
哲学，对他都有很大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已是三十岁左
右的人，所以能充分认识到那次战争的重要性。他可能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列
身戎伍。确实可知的是：他于公元前 424 年由雅典人推选为十将军之一，统
率一支由七艘战船组成的舰队，驻泊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适因安菲坡
里斯城失陷，他被诬贻误军机，有通敌嫌疑。据说是出于克利昂的动议，他
被革职并遭到放逐。在这以后的二十年中，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息影在色雷斯，
一直注视着战争的进程，随时随地将之记载下来。直到公元前 404 年战争结
① 《历史》（《希波战争史》），乔治·劳林逊（GeorgRowlinson）之英译本，1942 年纽约版第 3 页。
束，他才遇到特赦，重返雅典。我们不能确知他究竟卒于何年，但不会迟于
公元前 395 年。
修昔底德只比希罗多德晚生约二十五年，然而在史学观点、治学态度、
史学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他们却宛如隔了好几个世纪。希罗多德所著之
《历史》诚然是一部杰作，但体例不纯，其中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构的部
分。而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
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
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
了光辉的典范，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修昔底德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
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
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
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
的考证方法检查过的，然而即使费尽心力，真情实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
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
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
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知识，借以
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
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宝笈。”①
这是何等科学的态度！这是何等远大的抱负！凭着这种精神，修昔底德的著
作才能不朽。
色诺芬及其著述
在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有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
430—350 年）。他出身于雅典的豪富之家，与柏拉图同为苏格拉底的学生，
在政治上很反动。色诺芬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希腊史》、《远征记》、《居
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
税收》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那部描述他和一万名希腊雇佣军，
到亚洲去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而最后被迫撤退这一事迹的《远征记》。
波里比阿与《通史》
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
一部分。然而这时希腊的史学仍在发展，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历史学家波
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 204—122 年）。
波里比阿出身于希腊中部麦加罗城（Megalopolis）的贵族之家，早年即
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他曾被推举为希腊联军
方面的骑兵指挥官，率众抗御罗马的侵略。因为抵抗失败，于公元前 166 年
被送往罗马做“人质”，然而，当时罗马正盛行着“希腊热”，波里比阿迅
即以其学术上的素养受到罗马统治集团的宠信。他受聘为后来成为罗马大将
的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的师傅，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
得以出入罗马的国家档案库，看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波里比阿生活的时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地区的时代。在那些兵戈扰攘的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理查德·克劳莱（RichardCrawley）之英译本：1934 年纽约版，第 14—15 页。
岁月里，罗马逐一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
等地，把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波里比阿
立志著一部《通史》。他自己说道：“罗马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几乎征服了
整个的文明地区，将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种种征服事业，是在不到五
十三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罗马何以能够如此？它是用一种什么方法致胜的？
这些功业是在一种什么政体之下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事迹，一个人焉能无动
于衷，嘿然无述！”①
波里比阿所著之《通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
中心，始自公元前 218 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 146 年迦太基
的灭亡和希腊各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
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
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里比阿可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
代西方史学家中，他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① 《通史》（亦称《罗马史》，巴顿（WR Paton）之英译本第一卷，第一节。
第二节 古代罗马的史学
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 753 年左右。嗣后这个城邦发展起来，经过六、七
百年的武力扩张，终于统一了地中海沿岸各地，将之抟聚为一个奴隶制的大
帝国。
罗马的历史是漫长的，粗略地划分起来，它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公元前
31 年阿克沁之战以前为“共和时期”，以后直至公元 476 年为“帝制时期”。
早期罗马史学
罗马的史学兴起得比较晚。从公元前八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中期这
五百年间，罗马竟没有产生过一个历史学家。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
前 218—201 年）期间，罗马才开始出现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诞生了古罗马的史学，这决不是偶然的。首先，
这场与迦太基人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激发了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使
他们想到祖辈创业的艰难和自身责任的重大。其次，由于这次战争是在广大
的地区内进行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罗马人的眼界扩大了。只是到了第
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古希腊的史学，
成了罗马人学习的榜样。
第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费边·毕克托（Fabius Pictor，约生于公
元前 254 年）。他出身于罗马的名门贵族，其祖先中有多人曾当选为执政官，
世有清名。毕克托曾在罗马军队中供职，亲身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他写
了一部《罗马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前三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
战争的经过有精详的记载。波里比阿和李维都曾读过毕克托的著作，李维曾
以崇敬的心情，称毕克托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家。”
罗马史学之真正的奠基者是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 234—
149 年），他出身于地主贵族，早年列身戎伍，后来成了政治上的显要人物，
曾做过执政官和监察官。老加图著有《罗马历史源流》 （Origines）七卷，
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那就是要宣扬爱国思想，把古圣
先贤的事迹当做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可惜这
部书早已失传，我们只能从其他古典作家的引述中略知其梗概。此外，老加
图还著有《农业志》（De Agricultura），是罗马第一部关于农业的专著。
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罗马的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为萨鲁斯
特（Sallust，公元前 86—34 年）。萨鲁斯特也是一位政治上的显赫人物，
曾于公元前 52 年担任执政官，后来又出任驻弩米底亚的总督。他著有《喀提
林叛乱记》 （Cons- piracy of Cataline）和《朱古特战争史》
（JugurthineWar）。前者是记述罗马贵族喀提林（约公元前 108—62 年）利
用当时社会上的不满掀起叛乱、英勇战死的经过；后者是记述公元前二世纪
末叶罗马用兵于弩米底亚、与其王朱古特作战的经过。这两部书对理解罗马
共和时代末期的政事均甚重要。
在早期的罗马史学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 101—44 年）。凯撒是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
他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和历史
家。凯撒在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为《高卢战记》；
一为《内战记》。前者是记述他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对高卢人、日
耳曼人所进行的那一系列的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 55 年、54 年两次侵入不列
颠的经过；后者是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这两部史著都有相当高
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笔简练，晓畅可诵。凯撒的历史著作，一向是被当作拉
丁文中的范文来读的。
李维与塔西佗
在“奥古斯都时代”（即屋大维执政时期，约为公元前 31 年至公元 14
年），罗马的国势如日中天，学术上也呈现出高度繁荣。这时罗马产生了伟
大的历史学家李维（Liry，公元前 59 年—公元 17 年）。
李维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城（今在威尼斯附近），不过他在青
年时代就来到罗马，从事学术活动。他受到屋大维以及其他权贵人士的赏识
和供养，与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等同为官廷中的宠臣，并
受聘为屋大维之孙克劳丢的师傅。李维所生活的时代是个激变的时代，他亲
眼看到罗马由分裂走向统一，亲眼看到共和制的倾覆和帝制的建立，对奥古
斯都时代的政事了如指掌，因此他有条件把当时的罗马史作一个总结。
李维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通史性质的《罗马史》，始自远古，止于奥
古斯都时代末期（公元 9 年德罗苏斯之死）。在中国史学中，创立通史体例
的是司马迁；而在西方史学中，创立通史体例的则是李维。李维师承了修昔
底德和波里比阿的观点，认为史学之特殊的功用，就在于能从史学研究中得
出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行动。他写道：“研究研究过去的事，
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
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末你就模仿
着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末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
免。……”①
李维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热忱，是意存劝诫而且褒贬分明的。其书
原有一百四十二卷，惟大部分已散佚，今仅存三十五卷以及少数残篇。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家，无疑当推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 55—120
年）。他出身于边省的贵族门第，在青年时代就头角峥嵘，以博学多才为世
人所重。后来他历仕三朝皇帝，曾先后担任过财务官、大法官、执政官及外
省总督等要职。公元 89—93 年，他可能曾驻节在罗马帝国的边疆上，因此得
以熟悉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尚。
塔西佗的主要著作，按照其写作时间排列起来，有以下五种：
①《关于雄辩术的对话》：此书系讨论罗马文风的演变，赞美共和时期
的文风，鄙薄帝制时期的作品。
②《阿格里古拉传》：这是塔西佗为其岳父阿格里古拉（Aaricola，公
元 32—93 年）所写的一部传记，其中多褒谀之词。
③《日耳曼志》：这是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关于日耳曼诸部族的记载，具
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后来，恩格斯曾引用它所提供的材料，来说明古代日耳
曼人的社会概况。
④《历史》（亦称《罗马史》）：本书的年代范围，始自公元 68 年尼禄
（Nero）之死，止于公元 96 年多米沁（DomitTian）的逝世，所记均为“当
朝”之事，其中有许多是塔西佗亲身经历过的，堪称实录。
① 《罗马史》，罗伯茨（CanonRoberts） 之英译本，1926 年伦敦版第一卷，第 2 页。
⑤《编年史》》（亦称《罗马编年史》）：本书所叙述的史事，始自公
元 14 年奥古斯都的逝世和提庇留（Tiberius）的继位，止于公元 68 年尼禄
之死，恰好和上述的《罗马史》衔接起来。在年代顺序上，《罗马编年史》
所叙述的史事在先。然而，此书的写作年代却后于《罗马史》，直到公元 116
年左右才完成。它是塔西佗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最能反映他的历史观点和
文章风格。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是靠塔西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因
此，他的著作被认为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塔西佗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
共和，而对于当时的帝制深为不满。他的史著，被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传记家普鲁塔克
与塔西佗同时的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 46—120 年），是古代欧
洲最著名的传记家。他出生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早年曾在雅典研习哲学、
修辞学和医药学，并曾广泛游历各地。他既熟悉希腊历史，又熟悉罗马历史。
在他身上，体现着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普鲁塔克的传世之作
是《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简称《传记集》）。此书包括五十篇传记，其
中四十六篇是以类相从，用一位希腊名人搭配一位罗马名人，共二十三组，
每组后面都殿以论赞；其余的四篇则为一人一传。普鲁塔克崇尚道德实践，
他所写的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他自
己的伦理思想，而其文瑰丽多姿，夹叙夹议，极其生动有致，所以传诵甚广。
早期基督教史学
在罗马帝国后期，由于基督教的传布，产生了早期的基督教史学，其代
表人物是攸西比厄斯（Husebius，约公元 260—340 年）和奥罗修斯（Orosius，
约公元 380—420 年）
基督教史学家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认为人类的一切都是由
“上帝”预先安排好了的，一部历史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他们认为《圣
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容怀疑和争
辩的，而那些非基督教徒的著作则是不可靠的。宗教迷信代替了科学的探索，
宗教传说代替了信史实录，锢蔽人心，莫此为甚！后来基督教史学支配欧洲
达一千年之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改变。
基督教史学是荒诞无稽的。然而，基督教史学家的纪年方法，以后却沿
用了下来。原先，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纪年方法，情况极其复杂。远的不谈，
就说希腊人用“奥林匹亚德”（Olympiad）纪年（即以据说是第一次举行奥
林匹克竞技会的那一年算起，每四年为一个“奥林匹亚德”），罗马人用历
届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也就够复杂的了。而且由于各国的纪年方法不同，
推算不易，很难形成一个清楚的历史概念。这时，基督教史学家以传说中的
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准，用基督教纪年，就大大简化了纪年方法，并且为
各国历史纪年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方案。这也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三节 五至十三世纪欧洲的史学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诸部族入侵和奴隶起义的浪潮中覆亡
了。历史学家把这以后直到文艺复兴这一千年间叫做“中世纪”，即西欧历
史上的封建社会时期。
在“中世纪”早期，西欧曾出现经济倒退和文化衰落的现象。希腊、罗
马的古典文化，被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代替。宗教愚昧和神权
政治支配着一切，文化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
有人把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叫做“黑暗时代”，这种提法从某些方面说
来是有道理的。我们只要举出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够了：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三
世纪这八九百年间（约相当于我国历史上从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直到
元朝这段时期），欧洲竟没有产生过一位值得称述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
大历史家或大文学家。与同时期的中国比较起来，欧洲是显得很落后的。
五至十三世纪拜占廷的史学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还继续存在了将近一千年之久。因为其
都城君士坦丁堡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廷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中世纪史
上，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廷帝国。
从政治上说来，拜占廷帝国是古罗马的继续。在公元七世 纪以前，拜
占廷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在这里，基督教会的势力不象
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
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廷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
当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公元 527—565 年），拜占廷帝国的国势最为强
盛。这时出现了拜占廷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约
公元 500—565 年）。普罗科匹厄斯出身于巴勒斯坦凯撒里亚（Caesanea）地
方的贵族之家，早年曾受过古典教育，以博学闻名当时。公元 527 年，他来
到君士坦丁堡，开始其仕宦生涯。先是由大将军贝利萨留（Be-lisarius）聘
为记室，随其率军转战各地；后来又长期地在宫廷中供职，执掌机要。所以，
他对查士丁尼所进行的那些战争以及当时的政事，是了如指掌的。普罗科匹
厄斯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
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
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
显贵人物颇多讥评。普罗科匹厄斯有良史之才，他的著作大致上是实录。
拜占廷的学者们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大教长福提斯
（Patriarch photius，约公元 820—892 年）。福提斯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
显要人物，曾两度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他博览群书，勤于搜访古籍，
在公务之余写了一部《群书摘要》（Myriobibolin），辑录的古典著作达二
百八十种之多。有不少古典著作，赖有福提斯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五至十三世纪西欧各国的史学
在中世纪的西欧，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神学的奴仆。当时西欧的
载笔之士多为僧侣，他们留下一些编年史和传记。兹按照国别略述如下：
1、意大利：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最著名的史学家是卡西奥多罗斯
（Cassiodorus，约公元 480—575 年）。他是罗马名门贵族的遗老，以博学
和办事精勤受知于东哥特王国的国王塞奥多里克（Theodoric），被擢拔为首
相，任职达数十年之久，卡西奥多罗斯著有《哥特史》十二卷；并将其从政
期间所写的公文和信札编为一集，题为《文牍汇编》。这些著作是研究东哥
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公元六世纪后半期，日耳曼诸部族中的伦巴德人侵入意大利北部，建立
了伦巴德王国。伦巴德人的历史，是由僧正保罗（Paul the Deacon，约公
元 730—800 年）记载下来的。保罗所著之《伦巴德史》，是中世纪欧洲史学
的要籍之一。
2、法兰克王国：在日耳曼诸部族所建立的那些“蛮族”王国中，法兰克
王国延续的时间最长，疆域最广，影响最大。当查里曼（Charlemagne，即查
理大帝）在位时（公元 768—814 年），法兰克王国发展为一个领土广袤的帝
国。公元 800 年，查理曼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于是查理曼
便上承凯撒、奥古斯都的帝统，成为西欧的皇帝。历史上所称的查理曼帝国，
便是第一次的“神圣罗马帝国”。后来查理曼帝国分裂为三部分——西法兰
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中王国，那便是近代西欧大陆上三个主要国家——
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由来。
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约公元 538—594 年）。他著有《法兰克史》十卷，始自传说时期，
止于公元 591 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作了精详的记载。
公元九世纪初，法兰克王国产生了中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
（Einhard，约公元 770—840 年）。爱因哈德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学者，曾长
期担任查理曼的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政事。查理曼逝世后，他因为追念
这位皇帝的“伟业”以及对他个人的恩宠，乃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
理曼传》。此书叙事明快，文情并茂，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
甚广。
3、西班牙：中世纪早期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伊思多尔（Isidore，
约公元 560—636 年）。他是一个以博学著称的僧侣，曾当选为塞维尔城的主
教。伊思多尔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埃汇诸王的历史》，那是一部大事
志，失之太简，但从那里面，也可以略知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埃汇人迁
徙和建国的经过。
4、英格兰：原先，不列颠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边远省分，经济上文化上
都很落后。因此，英国史学的发展就开始得比较迟。关于当年盎格鲁人、撒
克逊人、朱特人迁徙到不列颠岛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历史记载流传下来。
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Bede，公元 673—735 年）。他著有《英国教
会史》，所叙史事止于公元 731 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
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到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英国早期的史事，主要是赖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而流传下来的。
本来，从公元七、八世纪起，盎格鲁，撒克逊各邦的宫廷中和寺院中已经有
人开始撰写编年史。但那些编年史都是地方性的，体例不一，而且记载互有
出入，及至公元 830 年英国统一后，就需要有统一的历史记载。当阿尔菲烈
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在位时（公元 871—899 年），乃组织了一批
学者，把从前各地所积累下来的编年史加以删改和增益，汇编在一起，命名
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后此书还有赓续下去，一直写到公元 1154
年，包括整个诺曼人入侵时期的史事。
十二世纪上半期，英国出现了一位通史作家，那便是亨丁登地方的大僧
正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约 1084—1155 年）。亨利著有《英国史》，
所叙史事始自凯撒时代，止于 1154 年，那是英国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及至十三世纪，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巴里斯（MatthewParis，约 1200—
1259 年）。巴里斯的著作是英国宪政史的滥觞，它对 1215 年《自由大宪章》
的制订和英国国会的起源均有记述。
5、德意志：在西欧各国中，德意志的史学兴起得比较晚。公元 962 年，
德意志萨克逊王朝的君主鄂图大帝（Ottothe Great）由教皇加冕为“罗马
皇帝”，继查理曼之后，再一次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但正如后来伏
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亦非“罗马”，更不能称为“帝国”，而只是
在中世纪西欧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政治组合。中世纪的
德意志，还根本说不上有什么政治上的统一。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空壳
子下面，存在着几百个大小不等的王国、公国、侯国、伯国和自由市。十一
世纪中期，德意志出现了编年史家兰伯特（Lambc- rt von Hersfeld，生
年不详，约卒于 1088 年）。他是一名本尼狄克派的僧侣，用宗教史观写了一
部《编年史》，始自远古，止于 1077 年的“卡诺莎事件”（Canoss Episode）。
兰伯特是个教权主义者，他对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向教皇格里哥利七世屈
伏的情形，描写颇为生动。在艾克哈德（Ekkehard von Aura，生年不详，
约卒于 1125 年）手里，德意志的史学跃进了一大步。艾克哈德著有《世界编
年史》五卷，前三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两卷记载自查理
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事愈近则记载愈详。此外，他还写了一部
《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里沁的主教鄂图（Otto of
Freising，约 1114—1158 年）。他是皇帝“红胡子”腓德烈的叔父，以皇室
的权贵而担任重要的宗教职务，对当时僧侣两界的事都很熟悉。他留下两部
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纪”作为开端，一
直写到 1146 年；一为《皇帝腓德烈传》，记述这位皇帝连年用兵的经过。
十四世纪以前东欧各国的史学
东欧各国形成得比较晚。在这些国家里，史学的兴起都是公元十世纪以
后的事。
捷克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是科斯莫士（Cosmas，约 1039—1125 年）。他
是一名学问僧，曾任布拉格城的大僧正。科斯莫士著有《波希米亚史》三卷，
那是捷克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十二、十三世纪之际，波兰产生了历史学家文森·卡德鲁贝克（Vincent
Kadlubek）。他是个天主教的僧侣，早年曾留学法国，回国后担任教授，并
且做过克拉科夫城的主教。卡德鲁贝克著有《波兰史》四卷，始自传说时期，
止于 1203 年，那是波兰史的开山之作。
当国王圣·斯蒂芬（St·Stephen）在位时（公元 997—1038 年），匈牙
利的史学开始发展。这时匈牙利的历史著作，有记述圣·斯蒂芬生平事迹的
《大实录》和《小实录》，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公元九世纪中期，东部斯拉夫人以基辅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早期封建制
的国家，那便是历史上所说的“基辅罗斯”。十世纪末叶，基辅罗斯从拜占
廷方面接受了东正教。但直到十一世纪中叶，俄罗斯才开始有文字记载。
基辅罗斯的统治基础并不巩固，它在十二世纪初年就开始解体，分裂为
许多封建小邦。及至十三世纪三十年代末，蒙古贵族率兵征服了俄罗斯，在
那里建立了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统治其地达二百四十余年之久。
俄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是奈斯托尔的《编年史》。相传奈斯托尔是
一名东正教的僧侣，约生活在十二世纪初年。其所撰之《编年史》，始于公
元九世纪中期，止于 1110 年，为基辅罗斯时代最重要的史籍。
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诺夫
哥罗德大公国的一个寺院里，从十一世纪初叶起就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以
后尽管经过历代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这里的僧侣们却始终遵行着一项惯例，
一个接着一个，把当时的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此项工作，一直继续到十五世
纪末期。所以，从十一世纪初叶直到十五世纪末期这五百年间俄国历史上的
大事，其中包括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史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有
反映。这部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研究中世纪俄国史的第一手材
料。
第四节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
在西欧，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初叶这三百年间被称为“文艺复兴”时
期。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从“中世纪”转入
“近代”的巨大发展。
西欧的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社会条
件下发生的。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向封建势力进行勇猛
的冲击。这种斗争在文化上的表现，便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运动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把人们的思想意识从神学迷信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提出“人文主义”（Humanism，亦译“人本主义”）这一口号，以之作为进
行文化革命的旗帜。“人文主义”一词的涵义相当广，但主要是指一种信念，
即相信“人”是世界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
要求一切以“人”为本，发展“人”的事业。人文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要
能反映“人”的真情实感，科学技术要能增进“人”的福利，教育要能发展
“人”的智能。总之，他们是要用“人权”的观念来代替“神权”的观念，
用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来代替中世纪那种以“神”为本位的文化。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史学。这时西方史学开始
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一批卓越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冲
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鄙弃那种虚妄的、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反对把《圣
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当做历史，反对那种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
世界史体系。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用古代的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传统，他们把
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奉为楷模，到处搜寻波里比阿、李维、普鲁塔克、
塔西佗等大历史学家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将之注释刊布出来，以广流
传。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着眼于“人”和“人的事
业”，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应当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应当以
垂训为目的，因此他们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史上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一为大学的
兴起和扩充，一为印刷术的开始广泛应用。这两件事都大大促进了科学文化
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史学的发展。
大学成了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中心，这就使历史学逐步走向专业化。
后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历史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史学方法越来越缜密。而
由于印刷术的应用和出版业的兴起，历史知识便比较易于普及了。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史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经常是走在欧洲的前列。意
大利原是罗马古典文化的老家，而资本主义因素又是首先在这里萌芽成长
的，因此它就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和发源地。尤其是它的城邦佛罗伦萨，于
数百年间人才辈出，贡献独多，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圣地”。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布鲁尼（Leon-ardoBruni，1369
—1444 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城，曾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秘书
和斯罗伦萨的行政长官。布鲁尼首先在史学领域内打出“人文主义”的旗帜，
他曾用华美的文笔，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名家的作品译为拉
丁文，并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彼特拉克撰写传记。此外，
他还著有《佛罗伦萨史》十二卷，始自建城时期，止于 1404 年，把佛罗伦萨
城邦的发展过程作了精详的叙述。
布鲁尼的同僚和挚友波基奥（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
年），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波基奥雅好古籍，经常在各地
修道院中搜寻古代作家的手稿，所获甚多。他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八卷，
足以与布鲁尼的著作媲美。
与 布 鲁 尼 、 波 基 奥 同 时 而 稍 晚 的 人 文 主 义 历 史 学 家 比 昂 多
（FlavioBiondo，1388—1463 年），为中世纪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比昂多生平著述甚富，其中最重要的是那部《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此
书计有三十一卷，所叙史事始自公元 472 年，止于公元 1440 年，它不仅体大
思精，考证周详，而且对这一千年间的历史提出新的解释。比昂多把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文艺复兴这约一千年间叫做“中世纪”，意为介
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
来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学有所发展。在这方面，意
义特别重大的是瓦拉（Lorenzovalla，1406—1457 年）对《君士坦丁的赠与》
这一文件的辨伪工作。本来，公元 756 年，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矮子”丕平
把意大利中部那一大片土地赠献给教皇，使教皇具有世俗权。这“丕平的赠
与”（亦称“丕平献土”），便是教皇国的由来。可是，教皇还嫌丕平的威
望不够，乃假造了一个文件，说教皇国的领土是公元四世纪初年由罗马皇帝
君士坦丁大帝赠与的。嗣后历任的教皇，都把这个文件奉为至宝，以之作为
教皇国立国的根据。这时，瓦拉用他那渊博的知识和精密的考证方法，令人
信服地证明这一文件所用的拉丁语是公元八世纪中期的拉丁语而不是公元四
世纪初年的拉丁语。如果说那是君士坦丁的赠与，那么他怎么会不用当时的
语法而用后世的语法呢？这便肯定无疑地证明，此项文件是出于伪造。瓦拉
的辨伪，狠狠地打击了教皇的“权威”。后来在宗教改革时期，有人把瓦拉
这篇名作广为印行，以揭露罗马教皇是贯于弄虚作假的。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无疑
还要数到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 年）。他出身于
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即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曾参加过
推翻美第奇家族僭主政治的斗争，并在共和制的佛罗伦萨政府中担任要职。
但在 1512 年，由于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他在政治上失势，以后即息
影园林，以著述终老。1513 年，马基雅弗利写成《君主论》（亦译《霸术》）
一书，侈谈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蔑信弃义，这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恶
名。马基雅弗利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八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时
期，止于 1492 年，把佛罗伦萨城邦兴起、发展的经过作了全盘的叙述。马基
雅弗利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他以古喻今，借历史事
实来宣扬改革之道，意存针砭，笔下常带感情，读之令人知所鉴戒。正是由
于有这个特点，他这部《佛罗伦萨史》就比其前人的同类著作高出一头，成
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与马基雅弗利同时而稍晚的奎昔亚狭尼（Francesse Gu- icciardini，
1483—1540 年），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奎昔亚狄尼早年曾
致力于《佛罗伦萨史》的编纂，但只写了一半就搁笔了。他觉得：佛罗伦萨
仅仅是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单写这一个城邦的历史，还不能反映出意大利历
史演进的全貌。于是，他就放弃《佛罗伦萨史》后半部的写作，而于 1536
年起开始动笔写他的传世之作《意大利史》。奎昔亚狄尼第一次打破地区的
界限，把意大利各邦的历史熔于一炉，他这部《意大利史》共分二十卷，始
自 1494 年法王查理八世之入侵意大利，止于 1534 年教皇克莱蒙七世之死和
教皇保罗三世的当选，所叙史事不过四十余年，然而，它却不仅以观点新颖
见长，而且以取材精缜著称。奎昔亚狄尼的《意大利史》，是近代西欧民族
主义史学的先导。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产生了许多卓越
的艺术大师，其生平事迹是值得为之立传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艺术史
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 年）。瓦萨里著有《意大利艺
苑名人传》，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的
生平和创作活动写得栩栩如生。瓦萨里是西方艺术史的开山祖，其书传诵甚
广。
应当顺便提一句：“文艺复兴”一词最初就是由瓦萨里提出来的。他把
十五、十六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看成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活，故称之
为“文艺复兴”。这个词并不确切，但因后来有许多学者都用它来表示那个
时代的特征，我们便只好沿用了。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的史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意大利以外的西欧各国也
先后产生了人文主义史学。不过这些国家因为历史背景不同，政治经济情况
各异，在史学发展上也各有特点。兹分国略述如下：
1、法国：中世纪晚期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罗莎特（Jean
Froissart，约 1337—约 1410 年）。他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曾周
游列国，和许多国家的封建主都有关系，因此得以熟悉各国的政情并摭拾到
许多历史掌故。佛罗莎特用优美的法文写了一部《法国、英国、苏格兰、西
班牙编年史》，所叙史事始自 1326 年，止于 1400 年左右。此书内容丰富，
但主要是记载“百年战争”的战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其中对克勒西战
役（1346 年）和波亚迭战役（1356 年）的描述尤为出色。佛罗莎特是站在封
建贵族的立场上写历史的，在他的笔下，1358 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 1381
年英国的窝特·台勒起义都成了“叛逆”行动，有许多话是要从反面去理解
的。
法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推康米尼斯（Philipp- cde
Commines，约 1445—1509 年）。他是个政治活动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一的首
相，并奉命出使意大利。康米尼斯在晚年写成《回忆录》八卷，追溯十五世
纪后半期法国的政事。他经常强调历史学的实用价值，说政治家和外交家必
须熟读历史，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的一把钥匙。
在宗教改革时期，法国产生了胡格诺派的历史学家道比涅（Theodore
Agrippa d ＇aubigne，约 1550—1630 年）。他用喀尔文教的观点写了一部《世
界通史》，所叙史事始自 1553 年，止于 1602 年，那实际上是一部以法国“胡
格诺战争”为中心的欧洲史。
2、德意志：1517 年，马丁·路德发表其所著的《九十五条论纲》，揭
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24—1526 年，德意志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
宗教改革的浪潮，给这个时期德意志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
于宗教问题的突出，这时在德意志，历史学又成了神学的奴仆。
宗教改革家试图以自己的观点来改写教会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路德教
派的历史学家佛拉西斯（Matthias Flacius，1520—1575 年）。他长期寄
居在马格德堡，主持编纂了一部《马格德堡世纪史》，叙述基督教义和基督
教会发展的经过，始自传说中的耶稣·基督的诞生，止于 1300 年。此书因以
一百年为一卷，共十三卷，故称《世纪史》。佛拉西斯列举事例，说明天主
教的教义和教会组织是与原始基督教不相干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理应加
以反对。
另一位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斯莱登（John Sleidon，约 1506—1556
年），写了一部《皇帝查理五世时代政治、宗教情况实录》，始自 1517 年马
丁·路德的发难，止于 1555 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成立。此书具有很高
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的要籍。
3、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 年），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名著《乌托邦》
之外，他还写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莫尔以其敏锐的
观察力和生花之笔，绘形绘声地刻画了恶棍理查的阴险狠毒及其最后的被
杀，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因而也就从反面伸张了正义。
当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1558—1603 年），英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
都发展得很快，这时产生了编年史家何林设德（Raphael Holinshed，生年
不详，约卒于 1580 年）。他在前人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和草稿的基础上，写成
一部体大思精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这是一部综合性的通
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伊丽莎白当政初年。何林设德的著作被认为是信史，
有许多文学家都从那里面汲取创作的素材。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李尔王》、
《马克白斯》、《辛柏林》等，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推威廉·堪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 年）。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历史来为
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堪登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大不列颠志》，一为
《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国史》。有人认为，近代英国的史学是从堪登
开始的。
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朗
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年），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除
了《新工具论》、《论学术之进步》等名著外，他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在
位时期的英国史》。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多识前言
往行，能启人心窦。他说道：“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
智”。
4、荷兰
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国际法”的始祖格劳修斯（HugoGrotius， 1583
—1645 年），在历史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写过一些关于哥特人、汪达尔
人、伦巴德人的史著，并且为荷兰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与格劳修斯同时的荷兰人文主义学者荷夫特（Cornelius Hooft， 1581
—1647 年），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著。他用荷兰文著有《尼德兰史》
二十一卷，其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 1555 年至 1587 年，描述尼德兰革命期间
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读之令人奋起。荷夫特是个语文大匠，他的著作不仅
具有史料价值，而且推进了荷兰文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史的编纂
从十五世纪末叶开始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急速地加速了西欧资本主
义的发展，并且大大扩大了西方人的限界。地理大发现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人们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
并且可以在国别史的基础上编写出综合性的世界史。
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史的编纂成为可能。然
而，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开始出现的世界史，有其 时代的烙印。西方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编写世界史都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即“西欧中心说”。他们荒谬
地把世界史看成是欧洲的扩张史，肆意贬低、侮蔑亚、非、美、澳各族人民。
那种反科学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
应当彻底予以批判！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很显著的。人文主义史学
是对中世纪僧侣主义史学的否定，它拨开基督教神学的迷雾，着眼于现实世
界，主张要用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历史，这就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五节 十七世纪中期至十八世纪末欧洲的史学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英国史学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史的开端。它在当时笼罩着欧
洲的封建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
来代替封建主义的剥削制。
在革命期间，英国人民曾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国会统率下的革命武装击
败了国王的部队，将暴君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而“平等派”和“掘土派”
的革命斗争，已经反映出劳动人民的要求。不过，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民的历
史学家把这些轰轰烈烈的事迹记载下来。克伦威尔、李尔本、温斯坦莱等领
导人虽然曾留下一些史料，但可惜都是片断的，语焉不详，不能充分反映那
个时代的风貌。及至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革命时期的历史又受到歪曲。
要举出一部当时人所写的关于十七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作，
那还只有王党分子克拉朗登（Edward HydeEarl of Clarendon。1608—
1674 年）所著的《英国大叛乱史》。克拉朗登代表当时托利党人（Tories）
的观点，他的立场完全是反动的，但也从反面提供了一些事实材料。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柏奈特（Gilbert
Burnet，1643—1715 年）。他是一名英国国教的牧师，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活
动家。柏奈特留下两部重要的史著：一为《英国宗教改革史》，一为《我这
个时代的历史》，均堪称佳作。柏奈特代表当时辉格党人（Whigs）的观点，
歌颂英国国教的确立，赞美 1688 年“光荣革命”所达成的妥协。
启蒙时期法国和德意志的史学
自十八世纪初年直至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八十多年经常
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期”（Ageof Enlightenment）。在这段历史
时期内，欧洲各国的先进思想家揭橥“理性主义”，普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
果，宣扬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要求建立新的社会
秩序。他们在当时起了启蒙作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这时欧洲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具有以下一些
显著的特征：
（1）史学领域的扩大。这时历史学家开始认为，举凡人类在社会实践中
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教训，均属历史研究的范围。他们开始认识到历史是
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重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2）理性主义的态度。在启蒙时期，“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一
切都要在“理性”的圣坛上受到检验。历史学家用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历史，
便敢于否定那些习以为常的成说，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认清历史上的事都
是有轨迹可寻的，是由一系列的因果关系造成的。
（3）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和中世纪，有
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循环的，甚至是倒退的。到了启蒙时期，这种荒谬的
观点便受到批判。当时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维柯、伏尔泰、
康德、康多塞，都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断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
他们相信今人可以胜过古人，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4）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使历史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启蒙时期欧洲的
历史学家大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解释历史，
以古喻今，要求实现政治上的改革。这在他们也是古为今用，即用历史来为
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不过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这些启蒙思想家曾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
法 国 启 蒙 思 想 家 孟 德 斯 鸠 （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年），主要是一位政治理论
家，是“三权分立”说的倡导者，但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影响。孟德斯鸠
在其名著《法理精义》中提出一种说法，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
制约的，而在这些因素里面，最重要的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他硬说：一
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其政治体制、法律的性质和演变。实际
上，孟德斯鸠是对历史发展提出一种解释，即“地理环境决定论”。后来资
产阶级史学中的“地理学派”，便是以他为祖师的。此外，孟德斯鸠还写过
一篇精采的史学论文——《论罗马盛衰之原因》，借古罗马的史事来宣传改
革之道。比孟德斯鸠影响更大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1694—1778 年）。他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以
一身兼为哲学家、诗人、戏剧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述宏富，其全集有
七十二卷之多。在这里，我们只谈他在历史学方面的贡献。伏尔泰第一个走
上新的道路，用哲学眼光来研究历史。他主张要理智地看看过去，衡量前人
的功过得失，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作为今人的指南。同时，他扩大
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
艺、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的增
加等等，均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文化史之真正的奠基
者。伏尔泰留下四部比较重要的史著：①《瑞典王查理十二传》（作于 1731
年）；②《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史》 （1751 年至 1768 年分批出版）；③
《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 （1756 年出版）；④《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
史》（成于 1759 年）。其中最足以代表其史学观点和文章风俗的是《路易十
四时代的法国史》。
启蒙时期德意志最博学的历史学家应推施洛塞尔（Augu-st Ludwig von
Schlozer， 1735—1809 年）。他早年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曾受聘往俄国讲
学，在那里学会了俄文并致力于俄国史的研究。后来他回到哥廷根大学任教，
主讲历史课程。 施洛塞尔著有《俄国史》（1769 年出版）和《北欧诸国史
要》（1772 年出版），但他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则为那部综合性的《世界通史》
（1792 年出版）。
与施洛塞尔同时在哥廷根大学任教的斯毕特勒（LudwigTimotheus
Spittler， 1736—1794 年），也是启蒙时期德意志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留
下两部比较重要的史著：一为《基督教会史》（1782 年出版），使用资产阶
级的观点来叙述基督教会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为《欧洲各国史要》（1793 年
出版），着重叙述西欧各国文化的演进之迹。斯毕特勒的著作反映了资产阶
级自由派的观点，要求达成德意志的统一并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府。
与歌德齐名的德意志大文学家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年），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席勒留下两部文情并茂的历
史著作：一为《尼德兰革命史》，叙述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的斗
争以及荷兰共和国的成立，其中充满着对自由和民主的歌颂；一为《三十年
战争史》，记载“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
和德意志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此外，席勒的许多名剧，如《堂·卡洛斯》、
《华伦斯泰》、《威廉·退尔》、《奥尔良的姑娘》等，都是基本上以历史
事实为根据的历史剧。席勒是个才华横溢而又富于革命情操的人，他的著作
曾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
十八世纪英国的史学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
—1776 年），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不过其历史学家的名声为其哲学家的名声
所掩，很少为人们所知罢了。除了《人性论》、《人类理解论》等哲学著作
外，休谟著有《英国史》六卷，始自公元前 55 年、54 年罗马统帅儒力斯·凯
撒之两次入侵不列颠，止于 1688 年的“光荣革命”。此书为十八世纪所出现
的最为详备的英国通史，传诵甚广。
与休谟谊兼师友的威廉·罗伯逊（Wiliam Roberson1721—1793 年），
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大。他是一名长老会教的牧师，专精史学，曾任爱
丁堡大学校长多年。罗伯逊的主要历史著作有以下四种：
①《苏格兰史》（1759 年出版）；②《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的历史》（1769
年出版）；③《美洲史》（1777 年出版）；④《印度古史谭》（1791 年出版）。
罗伯逊的治学态度颇为谨严，他认为历史家记事载言，必须有文献根据。他
在自己的著作中，每一章后面都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注明出处，以昭信实，
并便于读者们直接查阅其所引用的资料。这种注明材料出处和开列参考书的
办法在历史编纂学中是一大贡献，以后便一直被学者们沿用下来。
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 年）。他出身于英国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
在牛津大学读书，但因在宗教信仰上不为校方所容，中途被迫离去；后来他
到瑞士的洛桑城就学于名师巴维利奥（Pavilliard），得益甚多。吉本博览
群书，淹通古今典籍，对孟德斯鸠、伏尔泰的著作颇为心折，并与法国“百
科全书派”的中坚人物达兰培、狄德罗等有过交往。然而他善于独立思考，
能斟酌众说，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决不倚门旁户，随人俯仰。吉本用“罗
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来概括公元二世纪至十六世纪这一千五百间欧洲的
史事。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体大思精、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此书共分七十一章：头一章算是引论，把从奥古斯都时代直至公元二世纪八
十年代的史事作了简单的概括。第四章始于公元 180 年皇帝康莫杜斯
（Commodus）的即位，记载开始详备，接着便洋洋洒洒按照年代顺序叙述下
来，一直讲到 1453 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以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结
束。吉本虽然主要是记述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经过，但也提到波斯、匈奴、
日耳曼诸部族的历史。在他以前，欧洲还不曾有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
吉本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其书的第十
五章和第十六章，专论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本质，寓褒贬于深沉，那既是历史
性的叙述，又是辛辣的讽刺，在全书中最见精彩。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后来在说英语的国家里，他的名字几乎成
了“历史学”一词的同义语。
历史哲学的兴起
从古到今，无论哪个阶级的历史学
家都有其对历史的看法，都是用他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写历史。就
这一点来说，每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就是历史哲学家。不过在古代和中世纪，
人们还不能对社会发展的进程有正确的理解，更不可能科学地论证出关于社
会发展的规律。直到西欧启蒙时期，才开始出现比较有系统的历史哲学。
西方第一个试图论证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家是意大利人维柯
（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 年）。1725 年，维柯发表其生
平最重要的著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提出
他自己的解释。他指出，尽管历史上的事象纷纭复杂，千变万化，但归根到
底都是社会发展之必然性的表现。他认为：正如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是经
过童年、青年和壮年一样，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
经过三个阶段，那便是“神权时代”、“英雄时代”和“人权时代”。“神
权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期，其政治形态为神权政治；“英雄时代”是人类的
青年期，其政治形态为贵族政治，“人权时代”是人类的壮年期，其政治形
态将为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只有到了“人权时代”，才有政治权利的平等、
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文化的昌盛。维柯的历史哲学，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在政
治上的要求。
启蒙时期德意志的思想家海尔德（Johann GottfriedHerder， 1744
—1803 年），曾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1784 年至 1791 年，他
分批出版其所著的《人类历史哲学要义》四卷，影响甚巨。海尔德认为：历
史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循着自然的规律在发展。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
浩如烟海是历史事实中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抽绎出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规
律。
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 年），
留下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从历史上看人类的进步》。他从其唯心史观
出发，认为一部历史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他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十
个时期，说前面九个时期都已经过去了，而法国大革命和近代科学将引导人
类进入第十个时期，也就是空前繁荣和幸福的时期。孔多塞美化资产阶级革
命，不过他所描绘的那些美丽的幻想，不久就在历史事实面前破灭了。
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历史哲学就其体系看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是
虚构的、幼稚的。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学地论证出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第六节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史学
复辟时期法国的史学
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以前的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比较起来，它在性质上更为深入，在规模上更为巨
大，在影响上更为久远。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不仅支配着近代法国经济、
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十九世纪的欧洲。
然而，在大革命的风暴里，法国人民忙于创造历史，当时并没有一位人
民的历史家把那些惊天动地的事迹记载下来。接着，在拿破仑横行欧洲时，
兵戈扰攘无虚日，而且文网甚密，因此历史著作也很少。直到 1815 年拿破仑
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各个阶级的人才得以静下来想想过去，用批判
的眼光来总结历史经验，并且各自借历史事实来宣传其政治主张。
在复辟时期，法国的史学相当发达。这时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
复辟时期法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梯叶里（AugustinThierry，1795—
1859 年）。他是一位反封建的斗士，曾担任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
并与之合作写过几本小册子。梯叶里的主要著作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1825
年出版）、《历史研究的十年》（1834 年出版）、《墨洛温王朝时代的历史》
（1840 年出版）、《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1853 年出版）。他已经知
道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并且把阶级关系归结为财产关
系。梯叶里被称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说之祖”，不过他却只赞
成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进行斗争，而荒谬地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对资产阶级进
行斗争的必要。
在复辟时期法国的历史学家中，米涅 （Francois AugusteMarie
Mignet，1796—1884 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824 年，即上距拿破仑的倒
台还不到十年，米涅就出版其所著的《法国革命史》。此书所叙史事，始自
1789 年大革命的爆发，止于 1814 年拿破仑的失败。它不能说是鸿篇巨制，
但却简明扼要，思想性和逻辑性都很强，而且文字清丽，晓畅可诵，因此很
快就被译为多种外国文，传诵甚广。米涅能用阶级观点来阐述历史，他分析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认为那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他颂
扬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说它诞生了一个新社会。除了《法国革命史》以外，
米涅尚著有《查理五世传》、《苏格兰女王玛丽传》、《富兰克林传》等书，
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复辟时期法国史学的代表人物，还应当推基佐（FrancoisPierre
Guillaume Guizot， 1787—1874 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兼政客，
曾在“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外交大臣、内政大臣、教育大臣、首相等职，经
常与革命人民为敌。然而，他却留下不少历史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法
国历史研究》（1823 年出版）、《英国革命史》（1826 年出版）、《欧洲文
明史》（1828 年出版）、《法国文明史》（1829—1832 年分批出版）。基佐
看到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
对其他两个特权等级（僧侣和贵族）的斗争。但他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
释历史的，认为历史的内容和运动取决于人的心理状态。他又说：“从人类
历史的演进中，清楚地看见了上帝。”这就比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反而倒
退了一大步，把历史归结为神学了。
与梯叶里、米涅、基佐同时而异趣的密芝勒（Jules Mic-helet，1798
—1874 年），在十九世纪法国史学中独树一帜，影响甚巨。他是一位民主战
士，经常站在人民方面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密芝勒认为：一部历史就是一连
串波澜壮阔的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而历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惊
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写出来。密芝勒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法
国通史》（共十七卷， 1833—1867 年分批出版）；一为《法国大革命史》
（1846—1853 年分批出版）。他说他写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目的，就是
要使当年那些为革命抛头喋血的志士仁人能在他的笔下“得到第二次的生
命”，因此他的描述是极其生动的。密芝勒有个可贵的信念，即认定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主人。他立志写人民的历史，后来有人称他为“法国第一个人民
史学家”。
十九世纪上半期德意志的史学
十九世纪上半期德意志的史学，是在民族自觉的潮流中发展起来的。本
来，德意志各邦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激荡，有要求统一的倾向。
但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以后的反动年代中，德意志并没有达成向往已久的统
一。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出面呼吁，要求历史学家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激发人
们的爱国心。
自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起，德意志的历史学家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史料，
编纂并出版《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taGermaniae Histoica）。这部
《史料集成》包括公元六世纪至十五世纪这一千年间所有一切关于德意志的
重要文献资料。它按类分编，共分为五个部分：编年史类、法令类、公文类、
信札类和考古类。每一部分均由专门学者负责编纂，对于每一项文献资料都
要求精详地考订其出处，校正其文句，诠释其语义，使后人进行研究时有一
个最可靠的基础。《德意志史料集成》的编纂和出版，先后由著名历史学家
佩尔兹（Ge-org Heinrich Pertz，1795—1876 年）、威茨（Georg Wa-
itz，1813—1886 年）总其事。他们竭毕生之力从事于这项艰巨的工作，贡
献独多。后来，《德意志史料集成》总共出了一百二十大卷，直到 1925 年才
最后完成。
十九世纪初年，在德意志史学中开一代之新风的是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 年）。他原为丹麦人，以客卿的身分在普鲁
士王国政府中供职，并一度在新建立的柏林大学讲学，名震遐迩。1811 年，
尼波尔出版其所著的《罗马史》，在古史研究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他认
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历史学家，往往都是辗转
抄袭，而不去钻研原始资料，于是以讹传讹，一直错了下来。所以，他这部
《罗马史》便从批判前人的著作入手，剔除那些无稽的传说和前人所作的错
误结论，而纯粹根据可信的事实，给罗马史搭起一个新的骨架。尼波尔以“科
学态度”相标榜，他影响了一代新人。十九世纪德意志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
无疑要推朗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年）。他出身于屠
林根地区一个信仰路德教的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在莱比锡大学研习语言学
和神学，后来因为读到尼波尔的著作，才转而专心研习历史。朗克是在“神
圣同盟”和梅特涅的反动年代成长起来的，他在政治上很保守，而在史学研
究中标榜纯“客观主义”。1824 年，朗克出版其所著的《1494 年至 1535 年
罗曼与日耳曼各族史》，顿时声誉鹊起，并因此受到普鲁士权贵人士的赏识，
被聘为柏林大学的教授。1841 年，他又获得“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的头衔，
俨然被尊为史学界的泰斗。朗克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达四十六年之久，
他用“西米纳尔”（seminar）的教学方法，训练出一批又一批的历史学家，
形成一个势力雄厚的学派，即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朗克学派”，影响甚
巨。朗克活到九十一岁的高龄，他的全集有五十四卷之多，其代表作为《教
皇史》。
朗克之所以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中显得重要，倒不在于他的那些著作，而
在于他所标榜的那一套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朗克认为：写历史必须“如其
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历史学家应当经常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不偏不
倚的“客观态度”，决不可由于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原因而党同伐异。他甚至
讳言历史的教育作用，说历史学家不应当存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只追求事实
真相，不褒贬是非。然而，这种纯“客观主义”的说教是虚伪的。有人指出：
朗克实为普鲁士“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十九世纪偏见最深的
史学家之一。
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史学
十九世纪初年，在英国史学界独树一帜的是高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 年）。他原为一位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社会活动家，曾竭诚
拥护法国大革命，不断鼓吹社会改革。1824 年至 1828 年高德温分批出版其
所著的《英吉利共和国史》四卷，热情歌颂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阶革
命，并对克伦威尔的某些措施提出了批评。
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史学家中，哈兰（Henry Ha-llam， 1777—
1859 年）占有重要地位。他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在政治上属于辉格党（自
由党）的右翼，只主张作点点滴滴的改良而反对革命和激进的改革。哈兰的
主要著作有：《中世纪欧洲史要》（1818 年出版）、《英国宪政史》（1827
年出版）、《十五、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文学概论》 （1837—1839 年分批
出版）。其中传诵最广的是那部《英国宪政史》，它曾被英国统治集团奉为
经典。
辉格党人中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要数到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年）。他出身于苏格兰的豪富之家，毕业于剑桥大
学，青年时代就蜚声文坛；后来他步入政界，当选为国会议员，做过英国派
驻在印度的高级官吏，担任过陆军大臣，并受封为贵族，麦考莱生平最重要
的著作是他那部五卷本的《英国史》（1848—1861 年分批出版）。此书开头
对英国古代史作一简括的概述，然后详细记载自 1885 年詹姆士二世即位至
1702 年威廉三世逝世十七年间的史事，尤其着重描写 1688 年“光荣革命”
的社会背景以及这次革命所达成的政治结果。麦考莱的著作以文笔华美见
长，其文酣畅淋漓，引人入胜，所以传诵甚广。但麦考莱却不是一个严肃的
学者，他不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只把历史作为一种政治主张的注脚，甚至
颠倒是非，为了辉格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伪造历史。
与麦考莱齐名的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 年），对历
史提出一套独特的看法。卡莱尔出身于苏格兰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早年思
想相当进步，曾参加过“宪章运动”；但他后来脱离群众，愈走愈远，终于
蜕化为一个反动人物。卡莱尔的学术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
期：他早期的作品，如《法国大革命史》（1837 年出版）、《过去与现在》
（1843 年出版），都是文情并茂、扣人心弦的佳作。而在后期，他出版其所
著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提出“英雄与群氓”的谬说。就他看来，一部历
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汇编。他既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就必然
使他要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后来卡莱尔还写了一部多卷本的《腓特烈大
帝传》（1858—1865 年分批出版），为普鲁士军国主义张目。
在十九世纪英国史学家中，成就最大的应推格罗特（Ge-erge Grote，
1794—1871 年）。他出身于一个信仰喀尔文教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
即由其父带往银行中见习业务，没有读过大学。后来他通过有计划的坚持不
懈的自学，成为一位非常渊博的学者，并且帮助创立了两座大学——伦敦学
院和伦敦大学。格罗特在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他服膺“功利主义者”
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 年）的学说，认为政治的目的就在
“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1831 年，格罗特发表其所著的《议会改革
刍议》，要求扩大选举权，在 1832 年英国选举制度的改革中起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并当选为国会议员。不过他很快就退出政治舞台，专心于古代史的研
究和著述。1846 年至 1856 年，格罗特分批出版其十二大卷的巨著《希腊史》。
此书始自传说时期，止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巨细无遗地把希腊
史作了全盘的叙述。其中的第四十六章，记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宪政和司法
制度的变革，对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歌颂不遗余力，在全书中最见精采。
格罗特的《希腊史》以材料丰赡、议论精辟见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
读过这部书，批判地引用其中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来阐述希腊历史上的一些问
题。恩格斯甚至称赞格罗特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
① 。
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史学
在沙皇专制政体之下，思想控制很严，文网甚密，人民没有言论出版自
由，因此俄国史学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十九世纪初年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要算加拉姆辛（Ni-kloay
Mikhaylovich Karamzin， 1765—1826 年）。他出身于一个鞑靼军人的家
庭，是蒙古人的后裔，早年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读书，并曾游历过西欧各
国。加拉姆辛在政治上很保守，他是个“俄罗斯本位主义者”，美化沙皇专
制政体和东正教会，认为俄罗斯文化在各方面均优于西欧， 1803 年，他受
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眷宠，被任命为“史官”。加拉姆辛著有《俄罗斯帝
国史》十一卷，始自远古，止于 1613 年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实为当时第一
部比较完备的俄国通史。大诗人普希金曾称加拉姆辛为“俄国史学中的哥伦
布”，说他在俄国史学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
及至十九世纪中期，俄国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苏洛维
也夫（Sergey Mikhaylovich Solovyev，1820—1879 年）。他是个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早年曾旅居巴黎，熟悉西欧各国的情况。苏洛维也夫在政治上
倾向于改革，与加拉姆辛的“俄罗斯本位主义”相反，他鼓吹“西方化”。
自 1847 至 1877 年这三十年中，苏洛维也夫一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而最后
七年曾兼任校长职务，在俄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从 1851 年起，苏洛维也夫
分批出版其卷帙浩繁的巨著《俄国通史》。此书总共出了二十九卷，所叙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97 页。419
事止于 1774 年，是一部空前庞大的俄国通史著作。苏洛维也夫盛赞彼得大帝
的改革，借此宣传其“西方化”的主张。
在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知识界的先进人物认定农奴制是一切罪恶的根
源，因而把斗争锋芒集中于反对农奴制，当时代表这种进步倾向的历史学家
是格拉诺夫斯基（T．N．Granovsky，1813—1855 年）。他原先属于资产阶级
改良派，后来在赫尔岑、别林斯基等先进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发展为激进的
民主主义者。从 1839 年起，格拉诺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担任历史教授。他经
常讲授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可惜他去世太早，他有
许多著作都是未完成稿。不过他也培养出一批弟子，继续循着他的方向前进。
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史学
美国史学是在欧洲各国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也有其本身的特
点。美国最早的历史著作，都是些探险家所写的回忆录、北美殖民地行政长
官所写的编年史和地方志。这些历史著作都比较粗糙，但对研究殖民地时期
的美国史有其不可移易的价值。
美国史学的发展，是独立战争（1775—1783 年）胜利以后的事。在那次
战争中诞生了美国，也诞生了美国的史学。
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杰出的学者本贾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年），著有《宾夕法尼亚州制宪和政治史要》，叙
述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政治自由、反抗殖民统治的经过，对理解美国独
立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颇为重要。
美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独立宣言》的作者、曾任第三
届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 年），在史学
方面也有贡献。他所著的《维吉尼亚州札记》，是美国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地
方志。
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著名的文学家欧尔文（WashingtonIrving，1783—
1859 年），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除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以外，
欧尔文著有《哥伦布的生平及其航行》（1828 年出版）、《格拉纳达之征服》
（1829 年出版）、《乔治·华盛顿传》（1856—1859 年分批出版），都是文
情并茂的佳作。
美国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是斯巴克士（Jared Sparks，1789—1866 年）。
他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做过牧师和杂志编辑，后来才专精史学。1829—
1830 年，斯巴克士出版其所编订的《美国革命时期外交文牍汇编》十二卷；
1834—1838 年，他出版其所编订的《乔治·华盛顿文集》十二卷； 1836
—1840 年，他出版其所编订的《本贾明·富兰克林文集》十卷。此外，他还
编订出版过一部十卷本的《美国名人传记汇编》。斯巴克士主要是一个编纂
家，然而他所做的这些资料整理工作，对后来美国史学的发展甚有裨益。1839
年斯巴克士应聘到母校哈佛大学担任历史教授，那是第一次在美国大学设立
史学讲座。
美国史学的真正奠基者是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Bancrobt，1800—
1891 年）。他出身于麻萨诸塞州一个有文化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早年在哈
佛大学读书时即崭露头角，接着又留学德意志，深受当时德意志史学的影响。
乔治·班克罗夫特是个政治活动家，曾先后担任过海军部部长、驻英公使、
驻德公使等要职。然而他生平最大的愿望，是要写一部详备的美国建国史，
并且数十年如一日，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834 年至 1874 年，乔治·班
克罗夫特分批出版其巨著《美国史》十卷，始自美洲的发现，止于美国独立
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叙述美国如何诞生的史著，不仅以材料
丰富见长，而且文辞华美，充满着爱国激情，所以至今仍传诵不衰。不过此
书的某些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乔治·班克罗夫特是个民族沙文主义者，他
有时言过其实，不足置信。此外，乔治·班克罗夫特还著有《美国制宪史》
两卷（1882 年出版），作为其《美国史》的续编和补充。
美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史学家是普列斯科特（Will- iam Hickling
Prescott， 1796—1859 年）。他著有《墨西哥之征服》（1843 年出版）和
《秘鲁之征服》（1847 年出版），分别叙述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秘鲁这两个
地区所发展起来的古文化，以及西班牙殖民者用血腥手段先后征服这两个地
区的经过，其中充满着泪痕，但也有美化殖民者的地方。这两部书是姐妹篇，
它们同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比普列斯科特稍晚而声名更著的美国历史学家是摩特莱（John Lothrop
Motley，1814—1877 年）。他和乔治·班 克罗夫特一样，早年毕业于哈佛
大学，并曾留学德意志。摩特莱认为：十六世纪后半期的尼德兰革命与美国
独立战争颇为相似，它们同为争取独立自由的圣战。因此，他毕生致力于荷
兰史的研究。1856 年，摩特莱出版其所著的《荷兰共和国之兴起》三卷，此
书始自 1556 年尼德兰的“毁坏圣象运动”，止于 1584 年奥兰治亲王威廉的
被刺，把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英勇壮烈的斗争场面作了极其生动的描述。摩
特莱在政治上也倾向进步，他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竭力拥护林肯总统的政策，
并因此被擢拔为驻奥地利的公使。后来摩特莱还著有《荷兰共和国史》四卷
（1860—1868 年分批出版），作为前书的续编。
在十九世纪中期，黑奴制的存废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尖锐的问
题。这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斗争，在美国史学中也有强烈的反映。美国
史学家中反对黑奴制最力的是希尔德累斯（RichardHildreth， 1807—1865
年）。他出身于麻萨诸塞州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在波士顿当过律
师和杂志编辑，思想相当进步。1836 年，希尔德累斯出版了一部小说，题为
《奴隶阿尔基·穆尔的回忆录》（亦作《白奴》），揭露奴隶制的罪恶，感
人至深。这部小说和后来斯陀夫人（Mrs Stowe）所写的《黑奴吁天录》一
样，在“废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849—1856 年，希尔德累斯分批出
版其巨著《美国史》六卷。他与其他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有所不同，能看
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他义正辞严地谴责黑奴制，说黑奴制是
与美国《独立宣言》中所揭橥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意旨根本不相容的。同
时他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是各州之同意的联合。联邦政府的权力当然高于州
政府的权力，各州不能用“州权论”来反对联邦政府的统一措施。这些论点，
后来成为进步力
量在南北战争中的斗争旗帜。
第七节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史学
在 1871 年以后，世界历史转入一个新的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
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
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是反动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本对立的。不过，这时也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事于考古学的发掘、
古文字的译读、历史专题的研究、史籍的整理以及多卷本综合性历史著作的
编纂。他们所积累起来的资料，对我们仍有参考价值。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德意志的史学
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在德意志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鲁士学派的史
学，
其代表人物是达尔曼（Friedrch Ch- ristoph Dahlmamn，1785—1860
年）、德罗伊生（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 年）、西贝尔
（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 年）、和特赉契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 年）。普鲁士学派的史学家们明目张胆地用历史
为普鲁士王朝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捧场喝采，他们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及其
以后的扩张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列宁指出：普鲁士学派的史学是德意志
“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所御用的“宪警史学”。
在十九世纪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中，卓然自成一家的是修奥多·蒙森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 年）。他出生于当时属于丹麦的什勒斯维
格—霍尔斯坦地区，是一个贫穷牧师的儿子，早年曾在基尔大学研习罗马法
和古代语言学，接着又到意大利搜集拉丁文铭刻，从事考古工作，为研究罗
马史打下坚实的基础。1848 年，蒙森到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但旋因在 1848
—1849 年革命期间有进步活动，要求达成德意志的统一并进行民主改革，竟
被校方解聘，不得不转往瑞士任教。1854 年至 1856 年，蒙森陆续出版其所
著的《罗马史》三卷，叙述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史事。他精于考古学，熟悉古
罗马的典籍，加之才兼文史，善于综和概括，叙事条理清楚而文辞典雅，这
就使他这部书不同凡响，超过了所有前辈史学家的同类著作。蒙森的《罗马
史》和格罗特的《希腊史》差不多是同时出版的，这两部巨著被誉为世界历
史文库中的“双璧”。
1858 年，蒙森受聘为柏林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
院士。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一面在柏林大学任教，一面主持编订《拉丁文铭
刻集成》（自 1863 年起分批出版，共十五大卷），贡献甚巨。除了上述的《罗
马史》以外，蒙森还著有《罗马货币史》 （1860 年出版）、《罗马法制史》
（1871—1888 年分批出版）、《罗马各行省的历史》（1885 年出版），都是
令人叹服的鸿篇巨制。
蒙森在其辛勤的一生中留下大量的著作。除了大部头的专著以外，他发
表过的论文总共有一千五百多篇，在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1902 年，蒙森因其《罗马史》被授予诺贝尔奖金中的文学奖。不过他当
时成名已久，只是淡然处之，并不以此为荣。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开始倡导
“文化史观”，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意志人朗普勒西特（KarlLamprecht，
1856—1915 年）。他提出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认为：“历史学主要是研究
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精
神”，历史学家应当用“时代精神”来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他又认为：
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如环无端，说不上哪个重要或不重要。这样，他就陷入多元论的泥坑，看不
到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朗普勒西特曾长期执教于莱比锡大学，他著有
《德意志史》十二卷（1891—1909 年分批出版），所叙史事止于 1870 年；
后来他又续出《补编》三卷，增述 1870 年以后的史事。
十九世纪末叶，史学方法渐趋严密，成为一种专门学科。1889 年，德意
志史学家伯因汉（Ernst Bernheim， 1850—1922 年）出版其所著的《史
学方法论》，论述历史学的对象和任务、史学方法、史料考证、历史的结合
和编写。直到现在，此书仍为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之一。十九世纪后期至
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史学自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年这段时期，是英国历
史上所谓“维多利亚时代”。这时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是最大的国际剥
削者，在经济上呈现出畸形的繁荣。这时英国也产生出不少历史学家，其中
比较著名的是柏克尔、斯塔布士、傅里曼、格林、弗劳德、加尔丁纳、白赉
士、施里、阿克顿、布瑞。
柏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年）是用“地理环境
决定论”来解释历史的。他拟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但可惜只开了一个头
就与世长辞了。柏克尔留下来的著作有《英国文明史》两卷，被认为是有哲
学思想的佳作。
斯塔布士（William stubbs，1825—1901 年）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
史学界的中坚人物。他曾长期执教于牛津大学，并负责编纂《不列颠史料集
成》，在整理英国历史资料方面作出了贡献。斯塔布士生平著作甚多，其中
最重要的是那部多卷本的《英国宪政史》（1874—1878 年分批出版）。此书
始自凯撒时代，止于都铎王朝初期，把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直至十五世纪末叶
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作了有系统的叙述。不过斯塔布士是离开经济基础和阶
级斗争来谈宪政史的，片面夸大宗教因素的作用，这就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
的结论。
与斯塔布士齐名的傅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 man， 1823—
1892 年），著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英国古代史》、《近代欧洲历史
地理》、《西西里史》等书。他纯粹把历史当做政治事件的记录，而他也特
别重视历史对当前政治的借鉴作用，曾谓“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
当前的历史。”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历史学家中，独树一帜的是约翰·格林（John
Richard Green， 1837—1883 年）。他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因赞助当时
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曾在伦敦东市稍的贫民窟里传过教。格林的史
学思想相当进步，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立志要写一部人
民的历史。1874 年，格林出版其所著的《英国人民简史》。此书不同于所有
前人的历史著作，他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把人民群众当做历史的主人。在格林
的笔下，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那些国王和达官贵人
都不过是些愚昧自私的蠢物。此外，格林的文笔也很优美，叙事简洁有力，
逻辑性很强，处处引人入胜，因此传诵甚广。实际上，格林是在历史编纂学
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的
历史。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史学家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是弗
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 年）。他著有《英国史》十
二卷，叙述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史事；并著有《十八世纪在爱尔兰的英国人》
三卷，为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辩护。弗劳德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华
而不实，疏于考证，有时错引资料，造成可笑的谬误，以致后来人们就把学
术界某些人那种粗枝大叶的作风叫做“弗劳德病”。
加尔丁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1829—1902 年）毕生致力于十
七世纪英国史的研究。他留下三部著作：①《英国史》十卷，叙述十七世纪
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②《大内战史》三卷，叙述革命期间国会党
与王党武装斗争的经过；③《共和制和护国政府时期的历史》三卷，叙述克
伦威尔执政时期的史事。加尔丁纳标榜要用“客观主义”态度来研究十七世
纪中期的“清教徒革命”。在他看来，那次革命是由于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
理论的冲突造成的，王党有王党的理由，国会党有国会党的理由，两者都未
可厚非。这种不分是非的态度，当然不可能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
白赉士（James Bryce，1838—1922 年）主要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
政治家和外交家，但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1864 年，二十六岁的白赉士
出版其所著的《神圣罗马帝国史》。 此书篇幅不多，然而简明扼要，条理
分明，胜过许多大部头的著作，因此传诵甚广。1888 年，白赉士出版其所著
的《美国的共和政体》两卷，美化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此书至今仍被美
国许多大学采为政治学的教本。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史学家中，明目张胆地用历史来为英帝国主义的侵略
政策和殖民政策辩护的是施里（John RobertSeeley，1834—1895 年）。他
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但经常是半官半学，曾担任过国会议员和内阁大臣。
施里著有《英国的 扩张》和《英国外交政策史》，其中充满着民族沙文主
义的夸饰之词。
英国史学中的“剑桥学派”，可以说是朗克学派在英国的一个分支，其
精神上的祖师是阿克顿（Lord Acton， 1834—1902 年）。1886 年，著名
的史学杂志《英国史学评论》创刊，阿克顿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
《历史学中的德意志学派》，竭力宣扬朗克学派所标榜的那一套“客观主义”
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影响甚巨。1895 年，阿克顿到剑桥大学任近代
史教授，在教学中更是极力贯彻朗克学派的那一套主张。阿克顿生平治学甚
勤，但除了一些零散的论文以外，竟没有留下一部象样的著作，这真是一个
大悲剧！唯一可以称述的是：他曾倡议编纂《剑桥近代史》。那由许多专家
学者分头撰稿，汇为十四大卷的《剑桥近代史》的出版，首先是由他筹划的。
“剑桥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还要数到布瑞（John Ba- gnell Bury，
1861—1927 年）。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古代史专家，著有《希腊史》、《古
希腊的历史学家》、《晚期罗马帝国史》等书，均为不可多得的佳作。1902
年，布瑞继阿克顿的遗缺，到剑桥大学任教。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他一
面主持剑桥大学的近代史讲座，一面负责主编那由许多历史学家分头执笔、
多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
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西方史学界通力协作的结果，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法国的史学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史学家中，影响较大的是杜罗伊（Jean
VictorDuruy，1811—1894 年）。他以学者的身份从政，在“第二帝国”时
期曾担任过教育部部长，后来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杜罗伊著有《罗
马史》七卷、《希腊史》三卷，并负责主编过一套《世界史汇编》。此外。
他还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了数十种通俗的历史读物，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
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自发倾向，一方面是由于朗克学派的影响，这
时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其代表人物
为摩诺德（Gafriel Monod，1844—1912 年）。摩诺德早年曾留学德意志，
回国后竭力宣扬朗克学派的那一套说法。1876 年，他与费涅兹（Gustave
Fagniez，1842—1927 年）合作，创办了著名的《法国史学评论》，作为他
那个学派的喉舌。摩诺德长于中世纪史，著有《墨洛温王朝史事》、《德意
志与法兰西》等书，以取材精慎见称。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有些法国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其中
最著名的是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 年） 。1864 年，
古朗治出版其所著的《古代城市》，叙述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早期欧洲
社会制度的变革。1874 年，古朗治出版其所著《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第
一卷，对西欧封建制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他自己的解释。
自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关于如何论价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问题，一直是法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各个阶级、各种不同政治信
仰的历史学家，对那次大革命作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
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Louis Blanc，1811—1882 年），
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除了《劳动组织》一书以外，他著有《法国十年
来的历史》五卷（1841—1844 年分批出版）、《法国革命史》十二卷（1847
—1862 年分批出版）、《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等书，借历史来宣传其社会改
良主义的主张。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了一个保守的、反动的阶
级，他们否定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甚至认为那次大革命
无一是处。这种反动观点，在丹纳
（Hippolyte A．Taine， 1828—1893 年）的历史著作中表现得最为露
骨。丹纳著有《当代法国之由来》（多卷本，1875—1890 年分批出版），肆
意抵毁法国大革命。
与丹纳同时而稍晚的邵莱尔（Albert Sorel，1842—1906 年），则从
外交史的角度来丑化法国大革命。他著有《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八卷（1885
—1904 年分批出版），认为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只是波旁
王朝外交政策的继续，说不上有任何革命的意义。
然而，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容否定的。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
世纪初，法国史学家仍多致力于大革命史的研究，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奥拉德
（AbolpheAulard，1849—1928 年）。1886 年，巴黎市议会为奥拉德在巴黎
大学特设“法国大革命史”讲座。他和他的弟子们成立了一个研究法国大革
命史的学会，并创办《法国大革命月刊》，专门刊布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
资料和论著，影响甚巨。奥拉德著有《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史》（1902 年出
版），对法国大革命作了热情的歌颂。
与奥拉德齐名的马迪爱（Albert Mathiez），则用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
主义者的观点来阐述法国大革命史。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法国历史学家合力编纂多卷本的法国通史
和世界通史。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
年）和伦保德（AlfredRa- mbaud，1842—1905 年）。这两人都是学有专长
的史学名家，同在巴黎大学任教。1893 年至 1901 年，拉维斯与伦保德合作，
负责主编了一部十二大卷的《世界通史》。接着，拉维斯又独力主编了一部
十八大卷的《法国通史》和一部九大卷的《当代法国史》。这些多卷本的通
史巨著，都是由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分头撰稿、汇集而成的，它们代表了当时
法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水平。
1898 年，法国历史学家朗格罗瓦（Charles Langlois，1863—1929 年）
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 年）出版其所合著的《史
学导论》，专门讨论史学方法方面的问题。此书论点鲜明，说理透彻，曾被
许多高等学校采为教材。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史学
在 十 九 世 纪 中 期 的 俄 国 史 学 家 中 ， 科 斯 托 马 罗 夫 （ Nikolay
IvanovichKostomarov， 1817—1885 年）占有重要地位。他虽然出身于贵
族家庭，但却接受了当时的先进思想，对广大人民的苦难抱有深切的同情，
参加过乌克兰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并因此遭到沙皇的迫害，被流放到伏尔
加河中下游一带。在流放期间，他曾广泛搜集民歌民谣，访求拉辛、普加乔
夫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1859 年，科斯托马罗夫得到沙皇的“恩准”，到
圣彼到堡大学讲授俄国史，然而不久就被迫去职，此后乃专心著述。他生平
著作甚多，其中主要的有：《斯坚卡·拉辛叛乱记》、《史学专题论文集》、
《传记体俄国史》。此外，他还编有《俄国西南地区历史文献汇编》九卷。
有人把科斯托马罗夫比做法国复辟时期的史学家梯叶里，说他是俄国第一个
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写历史的史学家。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俄国史学家中，属于保守派的有俾斯杜采夫—鲁明
（Konstantin Nikolayevich Bestuzhev—Ryumin，1829—1897 年）。他
继承了加拉姆辛的衣钵，是个“俄罗斯本位主义者”。不过也许是因为受到
朗克学派的影响，他也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相标榜，认为千秋史
笔，最重要的就在不怀偏见，根据充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来描述过去。俾斯
杜采夫—鲁明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并当选为俄国科学院的院士。他著有
《俄国通史》两卷，所叙史事止于 1584 年伊凡雷帝之死。十九世纪末叶至二
十世纪初年，俄国最著名的史学家无疑要数到克罗契夫斯基（Vasily
Osipovich Klyuchevsky，1841—1911 年）。他出身于一个清贫的乡村牧师
家庭，早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是苏洛维也夫的得意门生。他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后来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他的老师。1879 年，克罗契夫斯基回到母校
莫斯科大学任教。在这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俨然就是俄国史学界的泰斗。
他经常注意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对俄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
解释。克罗契夫斯基著有《贵族会议在俄国早期历史上的作用》（1883 年出
版）、《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1913 年作为遗著出版）、《俄国史教程》
（共五卷，1904—1921 年分批分版），均为研究俄国
史的要籍。不过克罗契夫斯基是个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者，
他是为历代沙皇的扩张政策辩护的。
克罗契夫斯基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在这以后，俄国史学便
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史学
美国南北战争后，史学界的争论很激烈，形成了“南派”和“北派”的
对垒。1869 年，即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南方的反动政客和历史学家
就在新奥尔良城成立南方历史学会，用种植场奴隶主的观点来解释美国历
史。1868 年至 1870 年前南方联盟的“副总统”斯蒂芬士（Alexardev
H．Stephens，1812—1883 年）先后出版其两卷本的《从宪法上论南北战争》，
为南方诸州的叛乱作辩解。1881 年，前南方联盟的“总统”。戴维斯
（Teff-erson Davies， 1808—1889 年）出版其所著的《南方联盟政府的
兴亡》，叙述南方联盟的成立、战争的进程、以及南方失败的经过，其中充
满着对过去的留恋，为南方的失败惋惜不已。斯蒂芬士和戴维斯的著作，集
中地代表了美国史学中“南派”的观点。
“北派”的历史学家是用工业资产阶级、乃至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来
论述南北战争，其先驱者为格里利（HoraceGreeley， 1811—1872 年）。
他原为新闻工作者，是“废奴运动”的中坚人物。1864 年至 1867 年，格里
利先后出版其两卷本的《美国之冲突》，对南北战争的原因、经过和意义作
了生动有力的说明。
在医药学和化学方面有重要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德拉帕（Jo- hn
W．Draper， 1811—1882 年），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1863 年，德拉帕
出版其所著的《欧洲学术发展史》，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1867 年至
1870 年，德拉帕出版其三卷本的《美国南北战争史》，认为南北战争具有社
会解放的意义，对以林肯总统为代表的北方的政治主张作了全面的肯定。此
外，德拉帕还著有《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斗争史》，此书列举科学史上的事例，
提倡科学精神，反对宗教愚昧和教会组织的专横。
“北派”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舒勒（James Schouler，1839—1920 年）。
他著有《制宪以来的美国史》七卷（1880—1913 年分批出版），着重叙述南
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历史。舒勒是个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但他或多或
少还能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决定美国政治发展的是“绝大多
数平民的意志。”
与舒勒齐名的罗德斯（James Ford Rhodes，1848—1927 年）著有《美
国史》七卷（1893—1906 年分批出版），论述南北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罗德斯基本上是用“北派”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但有时也附和“南派”的
观点。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出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种植场主日益接近
的趋势。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史学家中，专门研究北美洲殖民史的是巴克曼
（Francis Parkman， 1823—1893 年）。他早年著有《涌向加利福尼亚和
奥勒冈的人流》（1849 年出版）、《彭提亚克叛乱记》 （1851 年出版）。
后来，他转而研究英国和法国在北美洲进行殖民竞争的历史，著有《法国在
新大陆的先驱者》（1865 年出版）、《拉塞尔与大西部的发现》 （1869
年出版）、《蒙特卡姆与乌尔夫》（1884 年出版）、《半个世纪的冲突》 （1892
年出版）。巴克曼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北美洲的殖民竞争中最后战胜法国，
是由于英国的移民多为富于进取心的新教徒，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能自
治自卫，不完全倚赖母邦的保护；而法国的移民则多为保守的天主教徒，他
们受到封建制的束缚，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但巴克曼是个种族主义者，
他肆意侮蔑印第安人，而且硬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比法国人“优越”。
在十九世纪末期，由于资产阶级愈来愈反动，美国史学中形成了种族主
义的学派，其代表人为费斯克（John Fiske，1842—1901 年）。费斯克是
个庸俗的进化论者，他著有《美洲的发现》、《新英格兰之起源》、《美国
革命史》、《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1783—1789 年）》等书，肆意宣传盎
格鲁—撒克逊人“至上”，美化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
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要求向海外 进行扩张，
于是出现了鼓吹大海军主义的史学家麦汉（Alfr- ed Thayer Mahan，1840
—1914 年）。麦汉曾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著有《海上威力对历史发展的影
响》（1890 年出版）、《海上威力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影响》（1892
年出版）、《纳尔逊传》（1897 年出版），竭力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海上霸权
的重要性，他这套黩武主义的主张，促使美国政府大力扩建海军，成为海上
强国，并且加剧了列强之间的军备竞争。
美国史学的发展，曾经受到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史学的影响。在十九
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有不少学历史的人向往朗克学派，先后赴
德国留学。他们回国后多在著名的大学里任教，把朗克学派的那一套史学理
论和史学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海伯特·亚当士（Herbert
BaxterAdams，1850—1901 年）和约翰·伯哲士（JohnWilliaBurgess，1844
—1931 年）。
海伯特·亚当士曾长期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承袭朗克的衣钵，
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用“西米纳尔”的教学方法来培养高级
研究人材，其弟子成名者甚众。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海伯特·亚当
士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遍布于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历史系，他们形成一个
有势 力的学派，把持美国史学界达数十年之久。
约翰·伯哲士曾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和他的弟子也形成一个有
影响的学派，可以说是朗克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分支。伯哲士著有《中间时期，
1817—1853 年的美国史》、《南北战争与宪法， 1859—1865 年的美国史》、
《重建与宪法，1866—1876 年的美国史》。在这些著作里，他竭力摆做“客
观”、“公正”的样子，既不完全赞成北方，也不完全赞成南方，认为双方
都有理由，也各有缺点，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这种不分是非的态度，当然得
不出任何合理的结论。
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起，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历史学会，推进当地的史
学研究工作。1884 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成立，它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年
会，讨论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从 1895 年起定期出版《美国史学评
论》。直到现在，《美国史学评论》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史学专刊。
在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代表保守倾向的是亨利·亚当士（Henry
Adams， 1838—1918 年）。他出身于美国最有名的世家大族，其曾祖约翰·亚
当士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其祖父约翰·昆西·亚当士是美国的第六任总统，
其父查理·亚当士
也是美国政治界的显赫人物。亨利·亚当士早年曾留学欧洲，并从事外
交工作，后来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教。他著有《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政时期的
美国史》九卷（1889—1891 年分批出版）、《圣·密契尔山寺》 （1904
年出版）、《亨利·亚当士的教育》（这是他的自传，1907 年出版）。此外，
他还写过一部《民主信条的衰退》，哀叹美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政治道德的
堕落。
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起，也许是受到英国历史学家格林的影响，美国
史学界也有人开始写人民的历史，其代表者是麦克马斯特（John Back
Mcmaster，1852—1932 年）。麦克马斯特著有《美国人民史》八卷，他跳出
前人的窠臼，不专写政治史，而着重写社会文化史。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 年），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踏上政治舞台之前，
他曾长期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并兼任校长，威尔逊生平著作甚
多，在这里，我们只谈他的历史著作。1893 年，威尔逊出版其所著的《分裂
与重新联合》。此书系以南北战争为中心，叙述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史事。
在研讨南北战争的责任问题时，他认为，从道义上说来，北方诸州是正确的；
但从宪法上说来，南方诸州是正确的。这种折衷主义的说法，是为南方的种
植场奴隶主开脱罪责。1902 年，威尔逊出版其所著的《美国人民史》五卷。
此书系模仿格林《英国人民史》的体例而作，它对政治、军事上的大事往往
一笔掠过，而详述美国社会文化的演进之迹。
十九世纪末，美国史学中出现了“边疆学派”，其倡导者 是腓特烈·杜
尔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 年），他出生于威士
康星州的边区，后来就长期在母校威士康星大学任教。1893 年，杜尔纳在美
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
意义》，对美国历史提出新的解释。他认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美
国在西部有一条不断向前移动的边界。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美国居民
之不断的向西移植，这就使美国社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从而带来经济的“繁
荣”和政治的“民主”。1906 年，杜尔纳出版其所著的《新西部之兴起》，
更系统地阐述了以上的论点。杜尔纳和他的弟子们用关于边疆的理论来解释
美国历史，他们被称为“边疆学派”。不过实际上，“边疆学派”的论点是
肤浅的，站不住脚的，它只是“美国例外论”在历史学中的表现。“边疆学
派”永远不敢正视这一历史事实：美国向西部的扩张，完全是以虐杀、绝灭
印第安人的方式来进行的。美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染有印第安人的血迹。
边疆上的生活原则是弱肉强食，在那些向西移植的拓荒者中，有千百万人死
于非命。在边疆上所孕育出来的并不是什么民主制，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
和扩张主义。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由于“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史学
中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学派，其代表者为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 年）和俾耳德（Ch- arles Austin Beard， 1874—1948 年）。
鲁宾逊和俾耳德曾同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合作编写过一些教科书和
专著。
鲁宾逊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对当
前有用。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事实材料，人们可以任意撷取其中的
一部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主张，而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此外，与德国历
史学家朗普勒西特一样，鲁宾逊倡导多元论的“文化史观”。他认为决定历
史发展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这种
多元论的“文化史观”貌似全面，但实际上是主次不分，用次要的东西掩盖
了主要的东西。1912 年，鲁宾逊将其历年所发表的论文编为一集，题为《新
史学》出版，宣扬其实用主义的史学观点。他和他的追随者以“新史学”相
标榜，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
如果说鲁宾逊是“新史学”的倡导者，那末俾耳德就是“新史学”的实
践者。1913 年，俾耳德出版其所著的《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贩卖“经
济史观”。1927 年，俾耳德与其妻玛丽出版其合著的《美国文明之兴起》，
用多元论的“文化史观”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俾耳德越来越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他甚至连朗克学派所标榜的那一套虚伪的
“客观主义”都不要了，说“客观主义的史学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史学”。1933
年，俾耳德在其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题为《历
史写作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他强调：作为记载的历史，只能是历史学
家根据其头脑中的想象和目的而写出来的东西；历史著作因人而异，客观真
理是没有的。这种“相对主义”的史观非常有害，它为一切荒诞不经的说法
开了方便之门。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越来越反动。只有
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才能肩负起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